摘要：说起现在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提起胡适。胡适曾被尊为“现代孔子”，与鲁迅齐名。但实际上，有一个人，他初见就用一个问题难住了胡适，“适之无以对”，这个人就是钱穆。作为“史学四大家”，钱穆一辈子的心思都用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的学...
说起现在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提起胡适。
胡适曾被尊为“现代孔子”，与鲁迅齐名。
但实际上，有一个人，他初见就用一个问题难住了胡适，“适之无以对”，这个人就是钱穆。
作为“史学四大家”，钱穆一辈子的心思都用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上的学习与研究上。
那份倔强的坚持，当真是一绝。
年少聪颖，专心苦学
钱穆出生在素有江南水乡之称的无锡七房桥。
他的父亲曾想走仕途之路，也曾考中过秀才，但无奈身体不好，只好不得不放弃。
钱穆出生后，父亲便把这份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对钱穆的教育十分上心，希望他日后能考上功名，光宗耀祖。
钱穆刚学会说话，他的父亲就开始教授他四书五经，还引导他看一些经典名著，为其讲解书中内容。
钱穆9岁时，就已经把《三国演义》读了好几遍，甚至其中的一些经典故事，他都能完完整整地背诵下来。
有一次，钱穆跟着父亲去烟馆谈事，客人听说他能背《三国演义》，便饶有兴趣。
钱穆当即就背诵了一段“诸葛亮舌战群儒”，一边背诵，一边还表演了人物对话的神态，十分形象。
客人听后纷纷鼓掌，还称他为神童。
小小年纪便被人夸赞，钱穆不免有些骄傲，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自得。
直到一次，钱穆和父亲外出路上经过一座桥时，父亲问他：“认识桥字吗？”
钱穆点头应答。
父亲又问：“桥字偏旁部首是什么”。
钱穆答道：“木字旁”。
父亲再问：“把木字旁换成马字旁念什么？”
钱穆回答：“念骄”。
钱穆刚说完，猛然反应过来自己背书的骄傲模样，顿时感到十分羞愧，忙同父亲认错，向父亲保证以后一定戒骄戒躁，对待任何事都要虚心。
父亲教会的这个道理，让钱穆铭记于心。哪怕父亲后来因病逝世，他也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更加刻苦，考上了南京钟英中学。
然而生于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，钱穆的求学之路注定不能一帆风顺。
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学校停办，原本为响应革命的号召，钱穆和同学约好要一起参军，但对方却因有急事没来，参军的计划只得搁浅。
第二年，迫于生计，他在朋友的推荐下，在老家的小学当老师，从此开启了自己的执教生涯。
台上是老师，台下是学生
动荡年代，在学校执教，工作是比较轻松的。
可偏偏钱穆把自己的日子，过成了埋头苦读的苦行僧。
除了上课以外，他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学习了。
每天在清晨最清醒的时候，他会读一些晦涩难懂的书，等到晚上再会读一些历史故事。
一天下来，作为老师的钱穆，活得却更像个学生！
就这样，凭借多年的自学，他以庞大的知识储备，在1922年被推荐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，他的收入也因此越来越高，还有了自己的家室。
然而命运总会在人生顺利的时候开几个玩笑。
1928年，钱穆妻子因难产去世，孩子也没能保住，同年，他39岁的哥哥也去世了。
接二连三的打击，让钱穆悲痛欲绝，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呆了好几天没有出来。
亲人一年里离开3人，钱穆的人生都黑暗了！
好在还有知识陪伴他，他将失去亲人的痛苦化作求知的力量。
当时，学术界流行研究诸子之学，钱穆因从小被父亲教授这方面的学问，也开始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和事迹。
正巧1929年，全国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来到苏州中学演讲。
钱穆兴奋地带着自己还没发表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手稿，找到顾颉刚，希望他能指点一二。
谁料顾颉刚看了几页后，就被钱穆丰富的学识所震撼，还当即邀请他为《燕京学报》写一篇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研究各门各派的经师论学，分析从古至今各门经学的分歧。
谁也没想到，钱穆这一写，就写出了他踏入学术界的代表之作。
一篇文章惊艳众人，却不遭胡适待见
1930年，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在报纸上一经发表，就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。
这篇文章解决了近代史上一直以来存在的疑案，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古今文之争，还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，为刘向歆洗白冤屈。
顾颉刚因此对钱穆更加的欣赏，并亲自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，当国文讲师。
1931年，钱穆正式北上，来到燕京大学就任历史系副教授。
燕京大学教学时，钱穆主讲国文和先秦史，他以扎实的学识功底赢得众多学生的肯定与赞赏。
他的课堂经常是座无虚席，而当时除了钱穆的讲座，还有一人的讲座也是很受欢迎，那便是胡适。
可惜，两个人却并不对付。
钱穆与胡适第一次相遇时，钱穆还在苏州中学讲课，而胡适早已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。
当时正值钱穆写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时遇到瓶颈，进而迫不及待地向胡适请教。
可没想到钱穆提出的问题十分偏僻，让胡适当场愣在了原地，胡适认为钱穆这是在有意刁难于他。
为此聚会结束后，胡适直接以没带刮胡刀为由带着怒气就走了。
不过钱穆的想法其实很单纯。
当时他并不是故意要刁难胡适，而是真心想请教，却恰好遇到胡适不清楚的地方，这才闹了误会。
但两个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。
再加上两个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分歧，经常见面就吵架。
据说有一次，两人在校园里相遇，钱穆知道胡适主张老子出现在孔子之前，与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。于是对胡适说，“胡先生，《老子》成书年代晚，证据确凿，你不要再错下去了！”
而胡适反驳说：“钱先生，您所提出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服我，如果你能说服我，我可以连自己的老子都不要！”
钱穆在学术上的“轴”，让学术界众人提及钱穆，除了赞叹其才华外，也会想到他和胡适的矛盾。
可以说，钱穆是学术界上才华与八卦齐名的大家。
时局动荡，为写书独居山中，与世隔绝
1937年，日军发动“七七事变”，北方近百所高校纷纷南迁。
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大学三校合并，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，暂称西南联大。
钱穆由此随西南联大辗转各处，开启了自己长达八年的移动学术生涯。
在这期间，除了日常给学生讲课，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新书《国史大纲》上。
可到处都是战争，为了安全四处奔走躲避的钱穆，根本无法静心去写书。
于是，为了完成《国史大纲》，他不惜独自一人前往昆明70公里外的岩泉寺居住。
寺庙生活苦寒，可醉心研究学术写书的钱穆却怡然自乐。
他每天足不出户，恨不得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学术研究与创作上。
期间，陈寅格曾来拜访钱穆，看他与世隔绝的模样笑着调侃：
“这地方还真适合写作，要是我自己在这时间长了，非得神经病不可。”
可钱穆非但没有神经，反而在1939年6月，完成了这部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《国史大纲》。
当时正逢民族危亡时期，它的出现直接唤醒了民族国魂，是促使人们奋起救国的佳作。
钱穆也因这本著作，彻底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学术界作为史学大家的地位。
乱世中，年近六旬的老人再度执教，坚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
1949年，内战即将结束，钱穆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已是必然，可他本人担心自己无法适应新中国的政权便去了香港。
本以为可以在香港安享晚年，但他见到那些本该在学堂读书学习的学生，四处奔走逃亡，年近60岁的钱穆十分心痛：学生怎么能丢下知识呢！
为此，钱穆下定决心要在香港办学堂，亲自担任校长，亲自讲课！
就这样，专门教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亚书院成立了。
可一心都扑在学术研究上的钱穆，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一开始的校舍都是租的。
租校舍也就罢了，租的还是个旧楼。
每天在书院里，老师和学生都能听到附近各种工厂的机器声和饭店商户的叫卖声，看起来完全不像个学校。
为了筹集资金让书院办下去，钱穆数次往返香港和台湾两地，好几次遇到危险，险些丧命。
可即便这样，书院开课第一年，坚持到毕业的学生也只有3人。
后来新亚书院渐渐成熟，甚至成为全香港唯一一个教授中国文化历史的学校，并在1963年和联合书院、崇基书院合并，改名香港中文大学，教出了很多人文志士。
钱穆：天人合一，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
1967年，钱穆辞别中大，来到了台湾定居。
而自从他到香港之后，便再没有踏上自己尤为热爱的大陆，回到那片故土之上。
这让钱穆郁郁寡欢，晚年的他还因胃病加重，进而引发其他并发症，导致双目失明。
但失明后的他仍没有停止研究传统文化的道路。
他再次拿起手中的笔，由夫人来查阅史实和论述，写完之后，再由夫人全篇诵读，订正错误。
最终，钱穆完成了自己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《晚学盲言》。
这篇著作，从中西方传统文化出发，讲述了两种文化的异同。
也是在这篇著作中，钱穆领悟了儒家里“天人合一”这一最高命题。
他曾在遗稿中大胆预言：“待当下世界文化归去时，中国传统文化必将成为宗主。”
1990年，钱穆在台北逝世。
纵观钱穆的一生，一直都在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着努力。
他承认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多样性，但也表现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执，只坚持自己的路。
他曾在最后一课上对学生们说：“你们是中国人，不要忘记中国！”
钱穆这一生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打交道，从自己学到教人学，就是教不动了最后也要告诫后人要认真学。
这种轴劲，让我想起一句名言——“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，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。”
这句话，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。
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他有才华，却坚持做一个传统人物，而非时代人物。
